黄埔军校作为由主导，国、共、苏两国三方合作的产物，新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传播也成为了客观史实。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的传播是多种历史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大批具有进步革命思想的青年为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客体条件。具备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是在黄埔军校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主体，不仅包括教官、跨党党员还包括学生。同时，黄埔军校借鉴苏联红军的党军体制创设的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百年前，中国第一所将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相结合的军校——黄埔军校诞生了。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一面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教育；一面也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促进军事革命人材的迅速成长。”（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第一次国共合作使得员有机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传播的主体，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的施行则为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的传播奠定了制度基础，而大批具有救国救民意识的进步青年是黄埔奇迹的书写者，更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客体，三者合力促进了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的传播。
黄埔军校内一大批具有进步思想的革命青年和官长为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传播提供了客体条件。黄埔军校作为20世纪初期中国第一所新型陆军军官军校，吸引了中国乃至邻国(朝鲜、蒙古国、越南)的大批革命青年，当时的情形正如张治中所形容的那样：“大家都记得黄埔这个名词，在民国十三年以后，不但震惊了全国青年的热血，而且震惊了全世界，当时全国的青年有一个口号，就是‘到黄埔去’！凡海内外的同胞，无论东西南北革命的青年，热血奔腾的时代青年，都喊出这一个口号，就是‘到黄埔去’。”（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67页。）
首先，从黄埔军校学生来源看，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共青团从各地动员来的左倾进步青年，这为传播奠定了较好的客体条件。据统计，从黄埔第一期到第六期，在黄埔军校各期学习过的学生党员达520人 数据来自：曾庆榴：《人与黄埔军校》，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97页。当时只控制了广东全境，国内其余地区尚处于军阀统治之下，因而黄埔军校在除广东以外的地区均采用秘密招生的方式。各省代表受在一大上的委托，纷纷回自己的原籍为黄埔军校进行招生，其中员何叔衡、和恽代英分别负责湖南地区、上海地区的秘密招生工作，这为有志于入伍救国的和青年进入黄埔军校提供了机会。早在1923年7月的三大上，陈独秀就指出了党在军队工作中的欠缺，批评道：“我们很少注意农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陈独秀在中国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第三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1923年7月印行)，中央档案馆编：《选集(第1册)(1921-1925)》，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页。]]作为苏俄、国、共三方合作产物的黄埔军校则为参与军事活动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而积极发动各地党、团员报考黄埔军校。
共青团广州地委在得知将在广州创建军官学校的消息后积极动员广大共青团员报考，并发文：“现在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地方拟派三、四同志赴考，来预备将来干军人运动。”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页。中央在1925年11月1日也发出了第62号通告，对各级党组织进行号召：“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三千名入伍生，望各地速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同学及民校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其中，“少校”指“共青团”，“民校”指“”。此后，1926年10月中国再次发布通告(钟字第二十二号)：“急！各级同学们：黄埔军校现在正招收大批的入伍生，除湖南、四川两地一因已去千人不必再派，一因道路太远派送不及外，其余各地均应鼓动K.M.T()青年及无党派青年之有革命倾向者前往投考；使此国民革命的军事训练机关勿为分子所拿去，造出一般反动的军事人材。”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
除了和共青团在各地动员的革命青年外，更有大批青年在《新青年》等进步杂志上或耳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他们毅然决定离开家乡，奔赴黄埔，投身革命。如山西的，那时他正因为在课堂上大讲雪耻救国的故事而被迫辞职，生活没有着落，这时他在《新青年》上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消息，决定到黄埔干一番事业，到上海经过初试后辗转到了广州参加终试，最终被录取。更有辞别妻儿，不顾家人反对前往黄埔投身革命的郑洞国。也有部分半路转学的学生，如陈赓和宋希濂，他们当时均已为“湘军讲武堂”的学生，后听说黄埔军校即将成立，二人认为“革命青年不应分散力量，甚或为私欲者所利用，而应集中黄埔训练。”陈风：《民国风云 黄埔军校完全档案》，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于是毅然决定退出了湘军讲武堂，报考了黄埔军校，并以此带动了湘军讲武堂的其他学生，如左权等人在半年后也转学到了黄埔军校。由此能够看出，黄埔军校有相当部分学生是各地的左倾进步青年、共青团员，他们都有着远大的革命志向和高昂的报国热情。
其次，从黄埔学生入校动机来看，虽然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但他们的入校动机却大多相似，都饱含救国救民的革命情怀。1924年7月，黄埔1期生在《陆军军官学校学生详细调查表》中“何以要求入校”这一栏中填写了自己的入校动机。其中，员杨其纲写道：“欲挽救中国民族之衰微、民权之旁落，民生之凋敝，非用有组织有主义的强有力能军队不可。”陆军军官学校编：《陆军军官学校第一队学生详细调查表》(1924年7月)，(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8页。蒋先云写道：“磨炼革命精神，造成一健全革命分子”。陆军军官学校编：《陆军军官学校第一队学生详细调查表》(1924年7月)，(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10页。陈赓写道：“锻炼一个有革命精神的军人，来为主义牺牲”。 陆军军官学校编：《陆军军官学校第三队学生详细调查表》(1924年7月)，(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670页。写道：“为求军事知识作将来为本党工作改进国家之准备。” 陆军军官学校编：《陆军军官学校第一队学生详细调查表》(1924年7月)，(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02页。能够正常的看到，早期黄埔军校学生的入党动机大多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救国救民的革命抱负，表现出较强的革命倾向性。
再者，军校内的官长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客体之一。有部分官长在同并肩作战的过程中被吸引、被马克思主义吸引，最终改变了自己的信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如，他早期便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军校创建后，他担任教授部副主任一职，负责军事理论教育。此后，“在黄埔执教期间，接触了许多人，受一定的影响，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国的申请，未果。” 范硕，丁家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723页。虽然当时党组织出于其为高级将领的考虑暂未吸收其入党，但是他并没有灰心，继续接受党的考验。最终于1927年7月在中秘密加入了中国，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践行者，最终成为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
就传播主体而言，具备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是在黄埔军校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主体，不仅包括教官、跨党党员还包括学生。
首先，在黄埔军校任职的教官是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传播的主力。人作为军校政治工作的主力，党组织先后选派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人员如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等人到黄埔军校中负责政治工作。在黄埔军校工作过的苏联顾问认为：“军校所取得的一切工作成绩，都应当看作是军校里四百多名员和与员配合工作的革命的员的影响所产生的直接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苏联顾问在中国 1923-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页。从黄埔第一期到第六期，先后共有75名中国人在黄埔军校任职。参见曾庆榴：《人与黄埔军校》，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97页。大量的人们之所以能在黄埔军校内负责政治工作，一种原因是由于“在广东，找不到有经验的、俄国人认为能完成政治灌输任务的合格的宣传人员” 【美】雅各布斯著，殷罡译：《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另一方面，当时也基本上没有人愿意去做回报甚微的政治工作。因此，以中国人为主体的政工教职人员承担起了黄埔军校的大部分政治工作，“人在军队的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军队具有旺盛的战斗力。”(苏)切列潘诺夫(А.И.Черепанов)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大量人进入黄埔军校开展政治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主体条件。
“人在政治部里起了积极的作用，因而政治部的工作提高了学员的训练水平，并大大加强了黄埔军校的纪律性。”（(苏)切列潘诺夫(А.И.Черепанов)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116页。）其中，有一批最早涉足黄埔军校的员，他们参与到黄埔军校早期筹建和第一期开班过程中，并且在此之前均已经加入了中国，最重要的包含周恩来、张崧年、茅延桢、金佛庄等人。这批员大多入党时间较早，文化程度较高，且部分人有过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或者军事工作经历，他们带着坚定的信仰和救国救民的革命精神进入了黄埔军校，成为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传播的第一批主体。“课余，在学员中间广泛地开展了政治工作，在政治工作的组织过程中，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人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苏联顾问在中国 1923-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5页。）自然，在人开展政治工作的过程中，通常会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官兵中的传播创造了机会。但整体上看来，这一时期中国理论准备不足，斗争经验有限，这就导致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的传播颇具曲折性和复杂性。
其次，在这些政工教职群体中的“跨党党员”和秘密党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者。由于党内合作形式的缘故，很多人也加入了，成为“跨党党员”。“跨党党员”活动方式灵活，他们“往往一面以员身份为工作，宣传孙中山的，也以员身份为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陈宇：《中国黄埔军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同时，他们也经常以员的名义为工作，或者以员名义为工作，从而逐步扩大革命势力，推动黄埔军校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正如苏联顾问所述：“人在黄埔军校里的工作是既热情又慎重的，他们顾及到基本群众的政治情绪。”(苏)切列潘诺夫(А.И.Черепанов)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由于军校内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因此采取了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革命策略，除了“跨党党员”以外还有一部分秘密员也在积极努力配合组织工作，他们大多进校前就入了党，进校后又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参加，也有一些员因向往而秘密加入的，他们的公开身份都是员。因此，他们灵活运用公开和秘密党员两种身份，在军校内的左中师生中活动，积极扩大革命影响，为党组织的决策建言献策，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贡献力量。
再者，黄埔军校内的学生党员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其中传播的生力军。一大结束后，按照大会要求，各地代表李大钊、、于右任等陆续为黄埔军校介绍学生，因此，大批进步的党团员陆续进入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的学员。从第1期到第6期，总共近600名党员成为黄埔军校的学员（ 参见曾庆榴：《人与黄埔军校》，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97页。），有党团员4000人左右。他们中许多优秀毕业生最终又进入了各类军队担任各级指挥官、党代表和军事骨干，形成了人才循环链。“在军校师生中，员一言一行，都表现得比较进步，工作都表现得积极，勇敢肯干，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合编：《广东文史资料 第37辑 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由此，庞大的学生党员群体也为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及各军队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主体条件。他们当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革命者，如、左权、蒋先云、宣侠父、杨其纲、陈赓、周士第等人，不一而足。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和教育着身边的同学，成为黄埔军校中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和传播者。此外，在第一期学生毕业、教导团成立之前，不少员被任命为党代表，更有不少员担任教导团的连长、连党代表。曾庆榴：《人与黄埔军校》，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101页。]]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各级官生中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但这一时期，以学生为主体的传播者大多采用口耳相传或传阅进步书刊的形式进行，学生间多为只言片语的交流和传播，且各个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乃至党的认识参差不齐，这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的影响力。
黄埔军校重视政治教育的具体表现除了开设诸多政治课程以外，则突出表现在积极借鉴苏联红军的党军体制，创设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抗日战争初期，对来采访八路军的英国记者贝特兰谈到黄埔军校时也曾高度评价其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指出： “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文公直在论及黄埔军校特殊的党军制度时，也指出：“党之特殊制度，所以锻炼及指导军队为党的军队也……按党军初编练时，曾力行‘党代表制’‘政治部制’‘特别党部制’，国民革命军之得以保持精神之上特点，于此项特殊制度，实有甚深之关系。”）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初版)》，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80页。参见黄振凉：《黄埔军校之成立及其初期发展》，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97页。也正是有赖于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的施行，大批负责军校政治工作的教职工才得以在为开展政治工作的同时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不仅推动了黄埔军校学生革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更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传播。
党代表制度是黄埔军校的主要特征之一，该制度的施行为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的传播提供了制度保障。黄埔军校引入了苏联的党代表制度，并加强政治教育和党纪军纪建设来实现军队的党化。季山嘉认为，从纪律性和政治成熟程度来说，黄埔“党军”在国民革命军的各军中是居第一位的，“是因为这个军从最初组建时起，就把政治工作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并由从中国内专门挑选出来的一些同志从事这项工作。这个军的各个师都设立了政治机关，团和连都设有做这项工作的政治委员。”）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3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1926年2月，军委会根据二大的决议，出台了《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和《政治训练部组织条例》，这标志着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制度正式形成。党代表条例阐明了设置党代表的目的是：“为贯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展之教育起见，于国民革命军中设置党代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页。]]并明确规定了党代表的工作职责，总结起来最重要的包含以下四项：其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一般官兵莫不了解党之主义，革命环境，恪守党纪军纪，以期凝集团体精神，提高战斗能力”。（万仁元，方庆秋：《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页。）其二，关心士兵生活和经济情况，去接近和感化士兵。“党代表的责任是要去感化他人的，要从言语、行动、态度上随时留意检点，使人家感觉到你很可亲爱，真诚的信仰你。”（万仁元，方庆秋：《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页。）其三，监督部队事务。“连长的责任在教练和指挥，党代表的责任在监督，对于士兵的经济情况、生活状况、政治训练，是项要紧的工作。”（万仁元，方庆秋：《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其四，负责军队党务工作。要达到“总得党代表一句话下去，全连士兵官长没有丝毫异议，真心的诚服，才有党代表的效力。”（万仁元，方庆秋：《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虽然事实上，党代表在黄埔军校内由于种种原因尚未达到一句话下去全连士兵官长毫无异议的程度，但也正是基于党代表的工作职责和要求，党代表们不仅仅可以了解到黄埔学生的训练、学习、生活情况，而且能关注到学生的思想动态，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的传播提供了温床。特别的重要的是军校内的党代表有相当一部分是员和，他们的支持使得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的传播成为可能。
与党代表制度紧密关联的另一制度便是政治部制度，两种制度的实施共同为传播提供了制度保证。黄埔军校政治部是校本部下设的六个部之一，与教练部、教授部、管理部、军需部、军医部五部并列。“政治部是负担政治教育及在学生与人民群众中发展国民革命的意识之唯一机关，”（杨其纲：《本校之概况》，《黄埔日刊》第1927年3月1日。）政治部对党和党代表负责，对内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对外则负有“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页。）。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也大多为党员，这就为黄埔军校的传播活动提供了便利。政治部先后经历了戴季陶、邵元冲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期，及至1924年11月，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后，才健全了政治部组织机构，将政治部下设指导、秘书、编纂三股，并将党员杨其纲调任编纂股主任、王逸常任指导股主任、黄鳌任秘书股主任、洪剑雄任负责编辑《壁报》(又称《士兵之友》，后改名为《黄埔日刊》，成为黄埔军校的机关报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后包惠僧、鲁易、邵力子、熊雄担任政治部正、副主任，肖楚女、恽代英、、张秋人等人先后任政治教官。这一时期，黄埔军校中的员充分运用政治部职能，热情参加学校报刊编辑相关工作，发挥自身的宣传优势，“基本控制了军校的政治部，在宣传导向上掌握了主动权。”（黎淑莹：《黄埔军校初创时期的信仰问题》，载于《黄埔》2008年第5期。）这就为在军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提供了便利，在将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向了高潮的同时，逐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的影响力。（文：罗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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