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的岁月开始，美国人就将公众舆论的表达和计算这两种看似不相关的进程看得颇为珍贵。布赖斯、托克维尔都曾对这两种美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给予评价，但是他们都没能预测出20世纪末公众舆论的表达与量化这两者相互联系的方式。比如，现代民意调查或“抽样调查”慢慢的变成了政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那些竞争政治职位的人、那些报道选战的记者以及必须要在野心家们中间进行抉择的选民，都重视那些声称描摹公众舆论的数字。
然而，问卷调查并不是政治领域中量化现象的唯一实例。评估政治集会的人群规模、预测选举结果或选民反馈、预测“模拟民调”结果、预测政治随身用具(比如，徽章、T恤、保险杠的贴纸)的销售数据，还有别的诸如此类的预估都显示了美国公共生活中两类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力量——科学与民主——彼此之间的相互交织。表达和测量公众舆论的量化技巧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种技巧的“客观性”与貌似确定性的性质，及这种技巧所具有的阐释许多人各自观点的能力。因为数字化的数据资料往往传播出权威性——理论上，数据提供了普通民众信念的真实写照，政治领导人、民调工作者、记者、利益集团以及公众成员逐渐被这种预测公众舆论的方法所吸引。尽管学术界和特殊场合的记者质疑定量的公众舆论数据的有效性，但他们很少质疑这一些数据在政治话语中承载的重要分量。
本书描述分析了定量在美国政治中的崛起，然而，其中特别有意思的是对公众舆论的测量和表达。一个基本的问题为这项研究注入了活力：数字如何用来说明公众情绪？为何定量话语在美国受到如此广泛的重视？既然政治量化的崛起研究并不属于任何一门理论学科，这样的一个问题只可以通过多重学科、多重视角来解答，因而本书采用了源自社会科学以及哲学、历史学的分析工具。
数字如何得以在政治中承担如此重要的角色这一问题是我调查研究的起点，但本书的写作围绕两个中心主题加以展开：第一个主题涉及民主和理性之间的联系。每一章节都明确或含蓄地阐述了这两个关键元素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联系。问卷调查，还有别的类似的对美国人情绪的量化描述无处不在，这是因为它们在意识形态上似乎毫无偏见，并且它们都旨在传播民意。
第二个主题涉及人们对数字的运用。大众意见的定量描述服务于两种功能：进行量化是为了使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采取行动成为可能，也还是为了在公开辩论中传播权威性。数字用来达成直接的，有时是特别私人性的使命，但也因其符号性力量而被大范围的应用。有时，我们计算意见是为了获知公众偏好，但在其他场合，人们运用此类数字是为了传播人气或正当性。本书阐释了数字这两种贯穿美国政治历史的孪生功能——工具性与符号性之间的关系。
除去这些主题外，还有一系列取自几个学术领域的概念会被用来阐释定量在政治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一个概念是合理性或理性，哲学家们首先用到了理性这个词，后来社会理论家们也开始使用它。对理性这一说法的各种概念化过程，如从韦伯的宿命论版本到福柯更为复杂的版本，都有助于解释统计学在政治领域中的兴盛。另外两个对此项研究比较关键的概念是权力、社会控制。这两者都是对人类行为感兴趣的社会理论家、社会科学家经典的关注对象，它们在政治行为与表达研究中也极为有用。
我应当强调的是，本书是关于行为、表达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学者们太过频繁地分析其中一种或者另一种现象，而回避行为与话语彼此依赖这一事实。正如许多当代哲学家和修辞学家所论证的，表达是一种行为类型。忽视话语，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理解就不会全面。本书聚焦于人们在政治领域中的行为方式，同样也集中考察人们思考并且议论他们自身行为的方式。
尽管政治领域中的许多（概念）已经量化了，或者至少能够直接进行量化处理，但要对这一个话题展开探索，最显而易见的领域就是从公众舆论开始。公众舆论是本书的重点，因为它毫无疑问处在民主过程的核心位置，也因为量化民意在美国的历史中贯穿始终、随处可见。当代的记者、政治家、利益集团领导人以及公众经常大声抱怨民调太过泛滥，抱怨民调在公共论坛中获得的诸多关注，但其实公众舆论量化的现象早就有了，我们只是最近才关注它。故此，本书的目标之一就是将目前对意见量化的讨论放在其适宜的历史语境中。
不可否认，定量与计算改善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为彼此的传播建立起了一个精巧复杂的、技术性的基础结构；为人类的各种疾病研发了各种治疗方法；掌握了许多我们置身其中的自然环境的海量信息。量化的测量工具同样对那些社会学家极其有用，他们努力探寻更为严谨地理解人类行为的方法。但是，量化是否提升了美国政治辩论和政治话语的质量这样的一个问题引起了一系列独特而又错综复杂的问题，一些问题涉及数字本身——数字是如何获取的，又由谁来监管这些数字的传播——但最终，这些政治领域中的数字问题恰恰是美国民主自身的性质与未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