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把今天的中国建成一个文化强国，能动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时代肩负的文化使命。完成这一文化使命，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得以建构的重要前提。
知往而鉴来，温故而知新。“建设新中国”须以“认识老中国”为前提。晚清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一个拥有上下5000多年文明史、具有强烈文化自尊、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民族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屈辱。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成为近代中国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而要夙愿成真，就必须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中国人的肩上。
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既是实践探索史，也是理论创新史和文化建构史。历史上，我们党建立起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进入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伟目标，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启新文明形态的积极建构过程。从历史内涵上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包含并积淀着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及其结果的全部历史规定，包含并积淀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其理论的全部成果和文化创造，而且浓缩并体现着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能动建构贡献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结果，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得以建成的基本标志。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特定的文化意蕴，它意味着我们应该从文明类型建构的高度领会其深远意义。
对于中华民间传统文化，我们党所采取的立场历来是既明确反对文化虚无主义，也坚决拒绝文化复古主义，而是坚持辩证扬弃的科学态度。从“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的甄别和择取，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主体尺度的确立，再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有机体的新陈代谢和自我超越，充分表明了我们在对待本土文化遗产和资源的态度和方法上愈加成熟和完备，折射出由客体视角向主体视角的深刻转变。我们党无疑继承了五四传统，但又对其激进的反传统姿态采取了辩证分析的态度，这是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同志当年在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帝反封建中的重要启蒙作用的同时，也客观指出了其简单对待文化传统的局限。历史证明，文化问题始终构成我们党的事业一个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党在文化意识上也日趋自觉和自信。
在中国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早已渗透并以辩证扬弃的方式包含了民间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优秀成分。离开了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漫长而深厚的滋养和陶冶，中国人“天下为公”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而牺牲和奉献的价值取向等就不可能以中国人所特有的方式呈现出来。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所谓“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形式”，不仅取决于一个民族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还取决于它的文化条件。正是以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为中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以“实事求是”的把握方式被表征出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知行关系”的领会方式被表征出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被表征出来……这些都不仅仅是单纯语言层面的转换，而是内在地承载着中华民间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它们构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进而实现本土化不可或缺的文化条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相互契合基础上的彼此成就。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文化土壤，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得到理解、诠释、认同并诉诸实践，从而逐步实现了中国化；另一方面，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过滤、甄别和筛选，特别是经过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不断重构，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逐步获得当代形式，从而实现了现代化。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相互建构，由此成就了中国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伟业。历史证明，中国是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真正传承者和发展者，因为其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是批判地继承的辩证态度，这也是唯一恰当和科学的态度。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决不能搞“一刀切”和“绝对化”，这正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论原则的必然要求。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必须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因时因地去把握。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叠加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价值愈益得以显现，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诉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被提上日程。在此背景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今天，我们要格外突出中国性，在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文化匀质化趋势中，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担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使命的鲜明体现。
作为“软实力”，文化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一点在今天已空前凸显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揭示的以人类普遍交往为基础的“世界历史”，使不同文明发生了实质性的相遇，为它们彼此实现互补整合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和有利的现实条件。尽管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又经过了漫长的冷战，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当今人类文明对话和互鉴的基本格局和主导潮流。当今世界依然动荡，局部冲突和战争时有发生，但对话代替对抗、“正和博弈”代替“零和博弈”，共同推动和平与发展仍旧是国际社会的基本诉求。相比起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文化力量更加深沉、更加恒久。因此，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深化的需要，也是文化重要性日益凸显的客观要求。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和使命的自觉确立，回答并解决了中国语境中的文明主体性角色问题，给出了究竟是“谁的”现代文明，又是“为谁的”现代文明的恰当答案，意味着建立起现代文明的中华民族之主体性。同时，它又从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提出了时代性维度上的诉求。这只有通过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在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机结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完成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文化问题在今天已变得格外重要，决定了我们所建设的文明形态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这就从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双重维度上规定了文明形态的根本特质，使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获得了时空坐标，从而确立自身的“此在”性。创造性提出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主体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自觉确立起来的体现，必将推动中华文明在民族复兴伟大进程中再次绽放出夺目光彩。
（作者：何中华，系山东省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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